某村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上级多次给钱给物，但面貌总是变化不大。后来，在上级的帮助下，该村建立起坚强有力的党支部，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全村干部和群众连续苦干几年，村子面貌大变。村民们感慨地说，给钱给物，不如建设一个好党支部。这一事实说明（）。

A: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当前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 B:组织建设搞好了，党的建设也就搞好了 C: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D: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材料1：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农村纠纷处于多发期。
纠纷普遍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农村纠纷主要是指发生在农村的民事纠纷，或者所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是农村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主体的社会纠纷。当前，我国农村纠纷解决的方式，一是和解，是指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之间自行协调，化解分歧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通常被称为“私了”。二是调解，就是引入第三方，以公正、公平的立场，对纠纷各方进行劝解、说服、教育、协商，促使纠纷各方达成协议谅解、解决纠纷方式。第三方可以是双方关系都较好的亲友长辈、村乡镇干部、当地人民调解员、政府机关调解部门。三是行政处理，是指乡镇政府及行政机关派出机构(包括工商管理所、公安派出所、乡司法所、综治办等部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对纠纷进行处理解决。四是仲裁，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仲裁委员会是非司法机构，一般由农村行业自治组织的专家、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等组成，其裁判结果对纠纷当事人有强制约束力。五是诉讼，也就是“打官司”，这是村民导求解决纠纷的最权威、最有效也是最后的途径。这几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性质、功能、程序和形式各不相同，包括了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材料2：
新年伊始，家住C市Z镇某村的王姓老人一纸诉状将自己的几个儿女告上了法庭。王老人膝下育有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按照农村的习俗，老人由两个儿子轮流赡养，各家尽着自己的本事，相安无事。直到2013年底，大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种平和的状态就此被打破。大儿媳和大孙子搬到C市市区居住，他们认为再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多有不便，于是提出将老人送往敬老院，费用两家分摊。但是，小儿子提出按照农村的习俗，家有儿子而将父母送往敬老院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所以，小儿子坚决不同意将母亲送往敬老院的做法。至于出嫁的女儿，由于在传统观念上已经被界定为“外人”，所以也不便发表意见，大家就老人赡养问题经多次协商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出现老人生活无人照料的情况。村委会多次上门做工作，终无结果。最终，老人把儿女告上法庭。
E村村民老王和老李的老宅基地相之间有1米的公地。后来，老王将老屋拆除重新改建，占用了两家的公地。邻居老李见势也不甘示弱，在老层改建中占用了剩余空地，致使两家的房屋紧贴。老王认为老李新改建房屋设施严重影响其住房采光、通风，而老李则认为老王霸占公地盖房，自己没有什么错。为些，两家多次发生争吵，虽然镇村多次调解，甚至对簿公堂，但双方各不让步，导致纠纷一直得不到解决，积怨11年。经过村干部调解员长达一年的悉心开导，苦口婆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讲法律，明是非，讲人情，双方当事人才转变了态度，你家道歉，我家让地，握手言和。
2007年，G镇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老郭家的房屋因靠近公路被列为拆迁房。当时，老郭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意见，多次与村委会协商未果，闹起了纠纷。此后的七年里，频频到乡镇、市里上访，甚至闹访，一时间成为当地闻名的老上访户。2014年，乡领导把此事作为重点，多次找村、镇、市领导协商解决。帮助其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拆迁补偿款。终于使老郭在原先的宅基地上盖起了160平米的大平房，马上就要开始内部装修，老郭心中积累多年的怨气也被化解了，逢人就说：“政府是我们村民的知心人，我以后再也不上访了。”
2000年，B村将92亩土地租给本村一村种植水稻，签订的合同2014年到期。合同期满前，该承包人在没有和村委会商议的情况下，私自跟村里的一合作社签订协议，将92亩土地的承包期又签了10年。村委会要求按约收回承包地，当事人以已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土地。双方经过多次调解未果，矛盾不断加深。最后，村委会向奉贤区土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很快仲裁结果下来，村委会如期将土地收回，村集体土地权益得到了维护。
加盖厂房，分别出租给6户企业。经过环境部门鉴定，这6家企业均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一来，村里环境也变了。”6家企业所在地，离黄浦江仅200米，四周都是村民楼房。“纸箱厂、塑胶厂的机器一开动，油墨味刺鼻，在家都能闻到。”村民们不敢把衣服晒到外面，怕沾上粉尘和味道，大白天也要关门窗。厂房排出来的废水直接流入村里的大明沟，“黑黑的，有味道，老吓人的!”当镇村相关部门找到承租人和6家企业经营者时，他们先是拒绝拆除，后又开始要价，迟迟不愿搬迁拆除。最后，经过5个月的谈判、协商，才同意拆除，并与村委会签订了资产补偿款协议书。
K镇吴村发生了一起__件，起因源于一场征地纠纷。几年前，吴村村委会和K镇人民政府签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将村里的246亩集体土地租给镇政府开发，每年每亩租金为1900元，租期50年。然而，某天一村民在省国土厅网站“闲逛”时，偶然发现吴村这些土地已经被出售给了J市五金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怎么能出售呢?消息传开，村民拨打纪检监察和信访部门的举报电话，并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K镇和J市一直未能给出明确答复，导致村民情绪激动，开始通过堵路等形式表达诉求，并于近日演变成一场__件。关于这场 冲突，K镇政府的通报是：X日起，吴村部分村民因征地补偿及历史遗留问题，在J市五金公司门口聚集，用砖块拦截该公司出入通道。X日下午，有村民反映，五金公司准备组织300名员工清场。为避免双方发生冲突，16时，当地公安分局组织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镇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清理现场路障，在这过程中有村民起哄，一些村民互相推搡，造成镇政府工作人民梁某被村民投掷的石头砸伤头部，村民冯某、霍某头部受伤，三人送医院经CT检查，均为皮外伤。
材料3：
中国乡村社会向来推崇“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和处世原则，有着“排难解纷”、“息诉止讼”的优良传统。明代思想家薛瑄曾说，“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因此，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纠纷最主要最常用的解决方式是调解。“无讼”、“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部分资料暂缺）古代的民间调解组织的形成、兴盛，形成了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等调解方式。民间调解纠纷的依据主要是民间生活中的风俗习惯、礼仪礼节、家法家规、zōng jiāo 规条、村规民约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民间调解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人民调解制度，这是一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纠纷化解机制，被西方人士称为“东方经验”。人民调解制度使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 自治活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员由推选产生的人民调解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
材料4：
“这老宅院早应该翻修了。”
“说的简单，翻修的钱从哪儿来?”
一大早，A县东沟村村委会大楼里的吵闹声引来了街坊四邻的围观。在一间挂有“矛盾纠纷调解室”门牌的小屋子里，该村一对亲兄弟因为翻修老宅院的问题争执多日，早已被村调解员老郝掌握并记录在册。这天，老郝专门请他们俩来调解室“吵架”，调解室里，几乎反目的兄弟俩经过一番理论，在老郝的调解下，双方各让一步，最终互相谅解。
在村一级设矛盾纠纷调解室，是A县构建社会矛盾调解体系的重要举措。这个依托村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立的调解室，有多名调解员，老郝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老郝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在调解室成立之初，被东沟村村民一致推选为调解员。这些“老郝”们负责信息搜集，掌握全村的大事小情，并记录备案，开展调解工作。“能在家里说和的就到家里说，需要认真理论的，就请双方到这里调解。”老郝说。自一年前调解室成立以来，东沟村未发生一起上访案件和民转刑案件，所有的矛盾纠纷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记者了解到，A县把县、乡、村三级调解机构纳入“大调解”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将县、乡、村调解机构的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为调动基层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A县出台了调解工作以案定补政策，同时，为夯实综治基层基础，落实好“大调解”工作，2014年，A县推行“综治专干”制度，在每个乡镇配备一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干部，主要负责基层矛盾的排查和化解。这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出台和落实，不仅激发了广大基层调解员的积极性，也使A县的“大调解”队伍不断壮大。“综治专干”老赵是A县法院一名法官，2014年以来，每个周三他都要到该县白家庄村走访一番。村里的调解室，就是他的办公室。每到这一天，调解室总会很热闹。“碰上矛盾纠纷就现场调解了，如果没啥事，就给我们做一些法律知识的培训。”该村村民这样告诉记者，“现在有个法官在咱们村了，有事情，事先就打听清楚了，还能有啥矛盾?”
老赵颇有感触地说：“其实坚持下来走一走，帮大家做调解，做咨询，就会发现，以前很多诉讼原本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不能做基层就地化解，所以越搞越僵，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打官司，使司法资源更加紧张。”
为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2015年，A县在“大调解”工作的基础上，将“人民调解进万家”活动与“党员干部进农村、千家万户暖民心”活动有机结合，开展了“人民调解进农村，千家万户暖民心”活动，要求机关干部要深入一线，每人要入户10户以上，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牵头负责，调解员包户到人，入户宣传人民调解知识。在走访活动中要带着热情走访，带着感情解民忧，带着责任求实效。每名干部进村前，都要与管理区、村两委干部结合，了解各村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到党员、贫困户、留守人员家中，广泛了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每名调解员在入肩膀有要通过村民组长充分了解各户的具体情况，既要征求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又要积极宣传人民调解的相关知识。真正听取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群众反映好的调解机制要及时向镇司法所、市司法局汇报，为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参考;对走访过程中发现的民间纠纷，能当场化解的当场化解;不能当场化解的，要及时归纳、记录，想办法加以化解。
A县人民调解员在这次走访活动中，发放人民调解知识宣传页10000余份，共化解各类纠纷45件，有力地提高了人民调解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由于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得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材料5：
F村是经济中等发达的一个南方乡村，有人口3000余人。近些年各种纠纷时有发生，当纠纷发生后，村民们都会选择什么方式进行解决呢?解决的效果如何呢?某媒体采取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的形式进行调研，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调查显示，当纠纷发生后，本村村民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首先是选择调解，其中找村干部(包括人民调解员)解决纠纷的最多，占60%以上，找乡镇领导调解的占15%，找有威望的人调解的占5%;其次是选择和解，也就是私了，占9%。最后，选择找相关行政部门解决的较少，打官司的更少，几年来，仅有2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村民的叙述中，国家司法机构仍具有重要的位置。“法院”、“打官司”、“派出所”、“公安”等是经常被提到的。这种重要性还体现在很多村民意识到，这些机构“说了算数”。但是，大多数村民对于司法部门的印象是模糊的。很少有村民能指出当地最近的法庭所在地。
记者了解到：F村所在乡没有派出法庭的设置，而是与其它几个乡共用一个派出法庭，离F村大约二十里，单程车费大约3元，行程花费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乡司法所，配备了一名工作人员，平时忙于应付一般的乡村事务工作，很少有纠纷被提交到这里来解决。
记者还了解到：F村所在的县大致是一个乡一个人民法庭，但由于财政、人员以及其他的原因，也有数个乡设一个人民法庭的。县法官队伍大致有下面三个来源：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的或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包括专科和本科;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复员军人。法官队伍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村民大多不愿法院打官司，觉得打官司又麻烦又花钱，自己又不懂法。村民说，写个状子得50元，还得坐车到乡法庭;大老远的去了不一定找得对地方，找对地方材料还不一定能带全，带全了还得排队。就是法庭判了，打赢打不赢也都得听人家的。
大多数村民表示，遇到纠纷还是最愿意找村民委员会或其他村级班子调解解决。相对于F村的总人口而言，该村的村委会比较简单。村干部主要包括村委会主任、支部书记、调解主任、计生专干、民兵营长和会计。调解主任理论上专门负责纠纷的调解，但是据村委会主任介绍，一般小事调解主任去，大事则大家一起支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住在同一个村晨。采访中，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均表示，村民如果有事找他们，“打个电话，捎个口信就可以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村里人都知道，而且村里的电话基本已经普及了。他们表示只要有人来找，不管风雨，都去。一般都是晚上去，或者“就着其他的人都有空的时侯”去。
但是也有村民认为村干部只能解决一些“小事”，“大事”解决不了，只会“往上推”，村民认为他们不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怕担责任”。
对村干部调节结果，村民一般还是认可的，但认为也有不公正的时侯。有时侯，村干部也会有偏心啊!有时侯即使当面调解好了，事后也有反悔的，也会不起作用。
村干部E说，近些年土地承包纠纷、财产纠纷有所增加，这些纠纷涉及的政策性很强，村干部和人民调解员解决起来也力不从心。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培训，了解相关政策，提高调解技巧，都靠自己琢磨。
村调解员A说，自己平时工作也很繁忙，调解村民占用很多时间，全凭热心和责任心，没有多少补助，有时侯还要自己贴钱。
很多村民指出，政府和法律管大事，出现严重的情况了才会来“管”。比如村民提到“只要出现不正常的死亡情况，村里、乡里、公安机关等会主动来维持局面”，“问题解决不了就拖，拖到严重了，上面就会来管。”
村干部D说，“近几年来，年轻人到外面找工的很多，村民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了，如果有大事，还是要找政府和法律解决。这也是农村社会的进步吧。一些村民也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村民们很多不懂法啊。”记者了解到F村所在地乡镇法律服务所形同虚设，只挂了个牌子应付上头。村里有一位曾经从事法律工作的老人说，邻村一位村民，儿子与人斗殴被抓进了派出所，媳妇行为不便，这位村民在儿子被抓的当晚就背了媳妇到他这里来咨询怎样打官司。可惜周围懂法的人不多。
记者了解到，F村制定了村规民约，而且确实起到了维护本村秩序的作用。F村村规民约在制定之后，通常村委会领导班子会让全体村民签字，然后由乡镇政府进行指导，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会提出建议，最后由村民大会通过。基本上，村规民约的制定过程是在法律框架之一制定出来的，对村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传统习俗在村民发生纠纷时，也能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
F村一位干部记者讲了一个实例：在F村有这样一个习俗，中秋节的时侯，家家户户为了表示对嫦娥的敬意，会在睡觉之前放一碗水、菱角、水果和月饼在外面，等到第二天醒来，大人会将贡品收起来给自己家的小孩吃，这样孩子就会变得聪明。有一年，一家小孩淘气，把另外一户人家放在外面的贡品偷吃了，引起了主人家的不满，于是就发生了纠纷。当时，这个纠纷就是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解决的。小孩的家长带着小孩去庙里敬香，以此向神灵和主人家表示自己的忏悔，结果，双方很快就和解了。
但是，年轻人对村规民约不怎么看重，有些还不以为然。
材料6：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防范与处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效果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直有着浓厚的重贤、尚贤的良好风尚，并由此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历史上，分布在广大乡村的一批批乡贤们借助自己的威望、品行、才学，主动履行起了凝聚族群、尊祖继统的职责，他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优良道德和淳美家风的示范者和引导者，而且还是规范族人和乡民行为的监督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打理好本族事务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不少慈善、教化、纠纷解决等社会功能，很好地参与了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一直处于大的变动和调整中，尽管原有的乡贤文化和乡贤群体随着时代的变迁已无法复原，但其作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对待。现在农村也不乏一些优秀人才，如回乡养老的离退休干部、乡村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有专家呼吁：在国家致力于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际，全社会应重视和发掘我们固有的乡贤文化，扶持并鼓励更多农村优秀人才积极参加乡村社会治理，真正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家园。

三、假设你是F村的一名驻村干部，请你针对给定资料5中所反映的问题，就如何更好地化解农村纠纷提出合理化建议。(20分)
要求：(1)建议合理、可行;(2)有针对性，条理清楚;(3)字数不超过300字。

A:@B. C:@D.

材料1：
引言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为补充这块短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广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坚持不懈的扶贫开发促使农村绝对贫困基本消除，而农村相对贫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全面了解和掌握当前广东相对贫困的现状，对更加有效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形成长效的脱贫机制，促进当前和今后广东农村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____委员、广东省委书记__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于“全面”，广东省需要补齐的短板有三块，其中之一便是扶贫开发的短板，__书记强调，要补齐扶贫开发的短板，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实施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坚持开发性扶贫，接力实施扶贫“双到”工程，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十三五”末我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材料2：
2009年以来，广东省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到”模式（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各帮扶单位与贫困村结对帮扶，并选派优秀党员干部驻村工作。小张是珠三角某市直单位的一名干部，被单位选派到粤东某县A镇B 村开展驻村帮扶，下面是他初到B村开展帮扶工作的一部分日记。
5月13日，星期一，小雨。
我带着行李在镇扶贫办林主任的陪同下前往B村报到，开始我为期两年的扶贫驻村工作。一路上，车辆沿着狭窄的盘山公路蜿蜒前行，两旁尽是光秃秃的山头。路上车辆和行人很少，偶尔能看到运石子的货车迎面开过来。面包车从镇里出发，走了1个小时左右，坐在前排的林主任跟司机说：“小李，前面岔路口转右”。车子转入一条泥路，路不宽，沿途散落着低矮破旧的泥房，听林主任说，村里大多数人都住这样的房子，阴冷潮湿蚊虫多。因为刚下过雨，路面坑坑洼洼，面包车颠簸着走了20多分钟才到达B村村委会。村委会坐落在山腰旁，是一排有5间房间的泥砖房，可能是建设时间较早，显得有点破旧。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为当地贫困深感震撼，也坚定了我驻村帮扶的决心。
5月14日，星期二，多云。
今天，召开村两委干部会议，讨论研究脱贫工作。据村党支部陈书记介绍，B村位于A镇东北部，离镇政府驻地33公里，村辖区总面积约5650亩，其中耕地仅有350亩，其余都是山地，是A镇山地最多的村。全村1600多人，村民主要靠种植花果苗木、外出打工和手工制作等维持生活，收入普遍不高。
当我问到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时，陈书记说：“我村集体经济基本上是一张白纸，没有村办企业，村集体唯一的收入是出租100亩山地给一个老板开办果苗场，每年只有5万元。由于集体没有钱，村里也没有能力改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希望工作队能给我们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村里现有贫困户48户，201人，其中大多数是扶贫工作难啃的硬骨头：有20户家里劳动力只有一个，而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个是残疾的或者得重病的；也有5户贫困家庭是因为家里发生重大变故，变成单亲家庭，而子女又比较小，需要长期帮扶的；还有10户家庭收入不高，是因为子女考上高中或者大学，无力承担高额教育费用而导致的。
6月6日，星期四，晴。
早上跟村支委老彭到贫困户刘叔家走访。刘叔一家四口，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和一个读初中的儿子，老婆芳姨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在家照顾刘叔和打理自家的一亩承包地。刘叔原来在一家运输公司当长途司机，月收入有5000多元，2013年10月开车出了车祸导致双腿截肢，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需要芳姨照顾日常起居，家庭主要经济支柱一下子倒了。刘叔一家生活陷入了困境。2014年6月，刘叔向村委会申请纳入贫困户帮扶范围，村委会按照上级制定的贫困户标准对刘叔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民主评议、公示、上报审批等，从2014年8月起纳入贫困户帮扶范围。
下午，梅婶到村委会为其准备入读大学的儿子办理贫困户证明，以便申请贫困户子女教育补贴。梅婶是我比较关注的贫困户，老公前几年得癌症去世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小孩，大儿子今年考上大学，光学杂费就要六千多元；小儿子还在县上读高中，每个月光伙食费就得500块。现在梅婶在镇上的一家制衣厂当车间包装员，月收入仅1000多元，无法承担两个儿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生活拮据。
8月16日，星期二，阴天。
跟村干部到果苗场了解村民就业情况。据果苗场郭老板介绍，他承包的果苗场需要3个技术人员和15个工人，因为村民普遍文化素质较低，也没有果苗培育专业技能，他不得不高价从县里雇用技术人员。本来也想帮忙安置一些贫困户，帮助他们增加收入，但他们不是嫌劳动强度大，就是嫌工资低不肯来，现在场里只有2名贫困户，而其他工人都是从隔壁村雇来的。
9月13日，星期五，晴。
晚上，村里老党员老杜过来我宿舍串门。老杜今年63岁，党龄有41年，曾经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在村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热情地招呼老杜坐下，给他泡了―杯茶。原来，老杜是过来跟我探讨扶贫脱贫工作的。老杜对我说：“小张，关于村里脱贫工作，最近有一些不良思想倾向。比如说，上个星期召开的党员会议上，有干部就提出，要积极向上级和帮扶单位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要贫困户指标，这样村里的工作就好开展了，只要把项目和帮扶资金落实好，村里就天下太平了，可以年年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就算把贫困村的帽子多戴几年也值了。另外，我隔壁家的小林跟我反映，村头的杨家新增了两个劳动力，按道理应该要脱贫了，但是杨家千方百计找理由强调困难，就是不肯摘帽。对于这些思想倾向，我是坚决反对，也希望你能多做做村干部和贫困户的思想工作，这种观念真是不能要的。”
材料3：
C镇位于粤赣边界，下辖21个村（居）委会。总人口31591人，其中贫困户1192人，贫困人口4648人。全镇总面积243.2平方公里，其中可开发耕地面积仅为29200亩，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我省重点帮扶的贫困地区。
自省扶贫开发“双到”工作启动以来，先后有多个对口支援单位驻村帮扶。通过六年两轮帮扶，C镇被帮扶贫困户生活状况大为改善，被帮扶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C镇经济社会内生动力明显增强、发展速度显著提高。截至2015年底，全镇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已由2009年的2320元提高到9371元，扶贫成效显著。
为了更真实、准确的了解该镇的贫困人口状况，进一步推动在更高层次上的精准扶贫，镇扶贫办组成工作队深入走访了部分贫困村。
塘西村党支部段书记正在给贫困户发放种鸡。段书记说：“这是今年村里向对口帮扶单位积极争取来的，贫困户每户15只。我们希望全村贫困户都能通过养鸡早日脱贫致富。”按照发放名册，前来领取种鸡的贫困户有的是病人，有的是残疾人，有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有壮年劳动力。
刚领完种鸡的林斌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家里虽然贫困，但是他黝黑的脸上透露出希望摆脱贫穷的强烈愿望:“还是挺无奈的，村里发放扶贫种鸡，不管你能不能养，平均分发下去，他们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有些贫困户年纪大、身体差，根本搞不了养殖，往年分发给他们的种鸡也只能拿去卖钱或者等鸡大点了再吃掉，年年如此，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善。我可不想再过穷日子了，我想成批量的养殖，可才发了15只，根本成不了规模啊。”
当工作队走到村尾时，看到镇里几年前大张旗鼓设立的“苗木科技示范园”，如今已大门紧闭，一点也看不出往日的影子。村民们抱怨道：“当时办这个示范园，征了村里的地，说是按照日后租金回报给村集体，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县里、镇里派专人管理，各级领导都来参观，可风光了！可是仅仅开了不到半年，示范园就因为没有后续资金而关门了，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撤走了，留下空荡荡的园区，长满了野草。如此扶贫项目别说示范作用，连正常效益都没有，你说建它干嘛？还不如不建呢。”
“就是，当时说这里是县长挂点扶贫点，县长—发话，县属企业跟着就来投资了，可现在县长一调走，企业立马撤资，你说这到底是为我们村民谋福利还是给领导脸上贴金呢？”
来到田东村时，贫困户普遍向工作队反映，现在农村的扶贫项目及资金， 包括吃低保，都是村干部私下商定后就悄悄上报了。从没有开过村民大会或者搞过公示，镇里有什么优惠政策他们都不知道。贫困户丁大哥说：“就以前几天村里发放的扶贫种茶款为例，我们田东有8家人领到扶贫款。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的栽有茶树的4个贫困户，没领到—分钱的补助，倒是好几个家庭条件较好且—棵茶树未栽的人家，凭借与村干部的关系各领了2000元的补助。至于低保人员，村里就更是一本糊涂账了。”
在山脚村，贫困户李叔听说工作队来了，赶紧来诉苦：“帮扶确实年年都有，但帮扶单位和帮扶项目换来换去，到头来我连一个项目都没有搞好。”李叔一脸沮丧地说：“最早扶贫单位给我们带来了技术人员，指导我们种辣椒，但是才种了两年，就因为市场价格暴跌，项目根本赚不到钱而中止了。后来又来了扶贫队让我们种番薯，虽然当年番薯大丰收，却由于村内道路破旧，运输货车无法进入，番薯根本运不出去，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番薯烂在地里。”李叔没能力跟上帮扶单位的“快节奏”，项目基本上都半途而废。
说起项目来，贫固户张婶也是满肚子苦水：“以前扶贫单位帮我们把水塘挖起来了，说是养鱼成本低，脱贫见效快，于是我们几家贫困户在镇里惠农补助外又东拼西凑了差不多两万元，买了3000尾鱼苗放下去养。不知道是咋回事，不到三个月鱼苗就死了上千尾，剩下的鱼长成了，我们也不知道拿去哪里卖，后来寒潮来了好多鱼都冻死了，我们几户钱没赚到，本都赔了进去，不但没有脱贫反而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像这样的帮扶，没有一点保障，你让我们哪里还有信心啊！”
材料4：
粤西山区D镇位于县城西南部，距县城37公里，下辖28个行政村、1个社区，118个自然村，总人口8903户、40398人，面积204.67平方公里。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6个，贫困户1597户，贫困人口7632人。
2009年以来，D镇紧紧抓住省市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和扶贫资金投入的机遇，主动对接帮扶单位，多管齐下，扶贫攻坚取得较好成效：解决了大多数贫困村行路难的问题；修建小型饮水工程43处，让村民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建设村文化小广场5处，经常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贫困户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D镇贫困村大多位于山区，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群众的需求，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还不完善，缺乏长期稳定的增收致富渠道。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难度大等问题依然挡住D镇发展的脚步。
为加快贫困村脱贫步伐，D镇针对本地森林资源丰富的实际，鼓励贫困村通过发展旅游早日脱贫，对举办乡村旅游点的贫困户一次性给予2万元补助。樟宜村是一个贫困村，靠近森林公园，依靠独特的自然景观，加上政府扶持，这几年乡村旅游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贫困户靠着补助，摆起几张桌椅办起了小饭馆，收入明显提高。可惜好景不长，看到商机的村民们东一家，西一家的都办起了小饭馆，但这些饭馆、茶馆基本上吃的、喝的都一样，互相之间形成了恶性竞争，不断压价抢客，哄骗游客现象也时有发生，去年以来游客明显减少。
与优美自然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樟宜村落后的村镇建设，下面是某机关驻村帮扶队长刘科长与村民之间就该村村道建设的一段对话。
刘：“你们这是在修什么呢？”
村民：“在修村道呢。”
刘：“这村道是通到哪？”
村民：“去临浦村。”
刘：“临浦村不是在北面吗？你们怎么往东西方向修啊？”
村民：“你刚来没多久吧？这你就不知道了。村书记家在东边，我们想可能是考虑他们家出行方便吧，所以得绕一段路。”
刘：“那绕一段得多花多少冤枉钱啊？”
村民：“钱？我们修到现在村里还没给过钱呢，找村干部要钱，村干部一个月也不来看一次工地，不是忙着照看自己的铺子，就是去打牌，很少有人关心过修路的事情，你还和我提钱！”
刘：“那你们怎么不找村书记？”
村民：“找他能有什么用，当时修路他要走他家这边，因为绕远了路，肯定要花多些钱，其他村干部不同意，他撂下狠话，如果不按他意思办就谁都别想修这条路，硬是把路改过来了。其他村干部心里不满，就在修路的事上不用心，出工不出力，处处使绊，上级拨下来的修路款也被村会计扣着，硬是不给我们。”
谢忠民是D镇路桥村人，多年来一直都是以种植甘蔗为生。近几年其他镇引进的“高糖、高产”型甘蔗品种全面占据了市场，县糖厂把普通甘蔗的收购价格压得很低，甚至不愿意收购。谢忠民急得直跺脚，多次跑去镇扶贫办找法子，“你看看，其他镇既引进了新品种，又大力推广机械化，生产、收割效率比我们高多少！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甘蔗卖不出去啊。”
谢忠民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甘蔗没对方的甜、没对方的高产好卖，更让他无奈的是明明可以引进好的甘蔗品种和农机生产，却苦于没钱而拿不出办法。
“我也想过用贷款来引进品种，扩大种植，但我一个普通农民，要砖房没砖房，要拖拉机没拖拉机的，拿什么抵押给银行？银行怎么会贷款给我呢？听说商业贷款还要交好多利息，我要是借了银行的贷款搞砸了，拿什么还钱啊？”
果山村是D镇的龙眼种植大村，全村龙眼种植面积超过1500亩。今年气候好，满山都结满了龙眼。这里出产的龙眼个大、核小，味道很是鲜美，可眼看就到成熟上市的季节了，却鲜有果商上门来收购，村民们都很心急。
长久以来，由于边远闭塞，村民们也不懂上网，能掌握的市场信息非常有限，一般是等果商上门收购，如果遇到果商压价，村民们也毫无办法。因此，即使龙眼质量很好，依然很难卖到好价钱。除此之外，龙眼树绝收的情形也越来越多，给种植户带来了较大的损失。龙眼树一旦染上了病，就会大面积枯死，造成绝收。经了解，临近的几条村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镇里也曾组织过一些农民培训项目，但是效果始终不好。”扶贫办的干部对此显得有些无奈。然而村民们却是另外一种说法，李大伯家种植龙眼已经八年了，也经历过一次较为严重的病虫害，谈起这个他感到十分无助：“镇里组织我们去培训，但是专家只是往__台一坐，就照着书本开始念起来，下课后就匆匆赶回了市里，没到现场看过我们的病树，更别说能给我们什么具体指导了。上课的内容我们大都不懂得操作，镇里的干部也只会拍照和让我们签名，这样子的培训，对我们来说一点儿用都没有！”
村里待业青年小杨对镇里举办的培训也有自己的想法：“村里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待业青年有十几个，我们想学汽车驾驶、摩托车修理或者烹饪，学会之后就有一技之长，可以到外面打工或者创业，家里也就能脱贫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镇里只是举办过农业种植培训，而我们年轻人需要的技能培训却从来没有搞过。

请根据材料2中驻村干部小张的工作日记，简要分析导致B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本题30分）
要求：分析全面、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300字。

A:@B. C:@D.

资料一：

清冷的秋雨中，S省L县某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

村里的刘书记说，现在常住村里的有5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书记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难。

Y村是S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利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硕大的村子里在也看不见其他人。一个村干部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岁的村民高老太对记者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的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会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老张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相互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记者在好几个省的农村采访时，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感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淳朴乡风证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积聚靠拢。

“如今的人情关系、社会关系、代际关系等都有点变味儿了。”某镇政协联工委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聚不齐。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资料二：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某县54岁的村支书老胡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老胡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民要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老胡这个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都提出要修几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期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多少有点无奈：“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处理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住在村东头的谢大嫂说，她平时都不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怎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疑义的一次革新。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发生悄然变化，但伴随着“要款”时代的远去，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主任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村干部工作难度加大，“求人办事”现象时有发生，村民干部之间沟通减少，邻里关系淡薄）

资料三：

沈某是A市A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企业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某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份忧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转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是搁谁身上心理都不好受啊！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过程中广征农民土地，造成无地可种的局面，农民利益受损）

资料四：

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难题亟待破解。在农村走访的几天里，记者眼前的乡村美景屡屡被破坏，大量垃圾随意丢弃田头、路旁、沟渠、河流等地。

在H县Z村，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夏天时这里臭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

在素有“中国珍珠之乡”的H县，记者发现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H县W村村民告诉记者，珍珠养殖户受到利益驱动，实行高密度养殖，过量投放鸡粪的有机肥，造成水体污染，珍珠养殖水体派出的废水发黑发臭，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导致人们无水可饮。

在W村，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小山的珍珠蚌肉、贝壳废弃地，过往行人掩鼻通过、恶臭难忍。据了解，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抛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小区内污水横流、气臭熏天。在邻乡的生猪养殖小区，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日积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污染水库。

在P村和T村，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煤水沟”前。T村村民告诉记者，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煤水沟”，已经污十几年，直通入当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们诉苦说，“煤水沟”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亩地都受影响，现在基本都只种植一季稻，还得靠天降水。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标明，对周边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农村环境污染现象严重）

资料五：

一些地方在村“两委”换届时，存在贿选、家族势力等等情况，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村干部时，使用一些知识水平差、政治素质低的人，为村干部腐败埋下了隐患。他们上任后，虽然素质不高缺个个发财有术，一旦案发，则往往能找出诸多理由推脱。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不全，票据跨年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吃喝，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如山东发生一起铁路补偿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发票”。

近几年，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村官手中的隐性权利越来越大，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记者调查中发现，土地征用，土地开发，城中村建设和涉农资金，贷款管理等成为涉农职务犯罪的重要灾区。

2009年11月，D市人民检察院收到N村群众举报，反应村干部与D市某公司经理张某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又以每亩5万元转手卖给市国土资源局，倾吐巨额征地款，众多村干部从中受贿。调查发现，2008年至2009年间，张某向N村村干部行贿457万元，低价囤积千余亩集体土地，在这起土地腐败窝赃案中，25名D市干部，13名村干部参与“分肥”。

这起由“村官”贪污受贿引发的腐败案绝对不是“村官”腐败的个案，据相关报道，2010年某省人民检察院累计查处涉农贪污贿赂案256件，406人落网。 （村官隐形权利缺少制约，腐败现象影响恶劣）

资料六：

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在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系列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出现断层。

现在年轻人宁愿在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要两三年才能见效，刚开始几个月挣几百块钱，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花这个时间。”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殊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是关键。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一些地方，“一对一”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根雕、砖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现在有很多个体老板，还依靠熟人订单等简单的方法做销售。专家指出，在农村特色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划中，在战略上没有对人才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农村传统手艺面临失传，缺少继承者，人才匮乏，农村文化发展进入瓶颈期）

资料七：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很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的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某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了一批包装、运输等相关行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是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没过等15个国家。 （传统工艺文化大放异彩，陶冶情操，增加收入）

资料八：

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件、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党员干部考核、监督制度，通过完善的考核手段，完整的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到位，从而使工作真正惠及民众。政府还公布了代理人员的代理工作内容和电话，公布分发到民众手中，保障民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情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政府群众工作机制创新，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资料九：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是著名的地标，再就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在这个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治洁净，每一户都拥有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样，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如今在草桥，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送房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时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 （农村经济发展必须以集体经济为根本，土地收益为保障）

2、分析“给定资料2”，请你指出导致村干部“求人办事”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20分）
要求：准确、具体，不超过200字。

A:@B. C:@D.

为解决农村基层干__伍年龄老化、思想僵化、知识不足等问题，实施“大学生村干部”计划，一些地方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年纪轻、素质高、能力强的大学生担任村干部。实现每个行政村至少有1名“大学生村干部”的工作目标。为防止这些有知识、有热情，但缺乏农村实践经验的大学生村千部出现“水土不服”情况，乡镇政府要着力抓好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包括（　）。

A:开展创业培训，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提升他们的创业技能 B:设立创业基金，扶持“大学生村干部”创业 C:对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实行政府贴息支持 D:建立企业家、科技专家、领导对口帮扶机制

你作为一个贫困村的驻村干部，村里交通不便，饮水也有困难，你去向原单位领导汇报，领导不以为然，你该如何做?

某村为创建地膜马铃薯高产示范点，为应付上级检查，村干部私下雇佣村民在空地上覆上地膜，却没播种。村干部的行为属于( )的违纪行为。

A:态度恶劣 B:简单粗暴 C:弄虚作假 D:欺上瞒下

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受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之日起（ ）个 工作日内，组织驻村干部、社区最低生活保障专干等工作人 员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逐一进行调查核 实。

A:3 B:5 C:10

家住海门的张老太今年 75 岁，生育了二子，收养一女。 18 年前，张老太的两个儿子在村干 部的主持下，就赡养张老太夫妇达成协议，约定父亲靠大儿子生活，母亲张老太靠小儿子生 活，兄弟两人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张老太未签字。之后，张老太一直居住在小儿子家至今， 父亲居住在大儿子家。协议签订后没几年父亲就去世了。 2005 年 8 月，张老太与邻村的王某再婚，子女都反对而拒绝赡养。为此，年事已高，除了名 下有几分承包田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张老太诉至海门法院，要求两个儿子、儿媳和养女 尽赡养义务。 在法庭上，小儿子表示愿意赡养母亲。但大儿子认为自己在 18 年前已经与弟弟达成协议，由 他赡养父亲，弟弟赡养母亲，当时母亲也同意，且多年来一直这样生活着，所以母亲的赡养 义务应由弟弟承担。大儿媳也认为自己没有赡养义务。养女则认为当地的风俗是儿子养老， 自己不应承担赡养义务。小儿子则认为母亲再婚后自己就没有赡养义务了。请根据案情回答 以下问题。 （这是一个婚姻家庭法律方面的咨询。 [P463 基础知识 -13-7-2-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里专设了 “家庭赡养与扶养 ”一章，赡养扶助老年人主要通过家庭来实现。家庭 养老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 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在这个案例中涉及由于在 18 年前兄弟间已经达成协议母亲由小儿子来赡养， 而几年前母亲又 再婚，那到底谁才有真正的赡养义务呢？）

两个儿子在村干部的主持下，就赡养父母达成的协议（ ）。

A:有效 B:无效 C:父母同意则有效，否则无效 D:父母是否同意均无效